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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泪痣》正筹拍电视剧，《捆绑上天堂》成图书热点，李修文自曝“写作秘诀”
青年作家李修文“爱与死亡”三部曲的前两部《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的青睐。《滴泪痣》一版再版，发行量超过10万册；《捆绑上天堂》在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成为文艺类图书的热点之一。昨天，李修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小说中体验爱与死亡
李修文说，自己开始从来没有想过要写爱情小说，而且一写还写两三部。“每一个人爱上文学、爱上写作，成为一个作家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其中肯定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作品曾给心灵带来很大的冲击。”他说，他原来的写作曾偏重智力上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应当还原到当初让他激动、使他成为一个作家的体验上。
“我觉得小说有很多功能，一种是像博尔赫斯一样，很智慧地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还有一种功能是小说让一个人可以去体验、可以去重温、可以去倾诉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我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就是去重温、去回忆。在我接触文学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喜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日本《春琴抄》、《雨月物语》等极端纠葛、浓烈的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故事。而且现阶段我对爱与死亡这个主题特别着迷。死是生命力的局限、爱是生命力的张扬，这两者结合有种凄艳的美。”
■记到四五十个细节就动笔
在李修文的小说中，主人公的身后几乎看不到社会背景或是第三个人的衬托。在这点上，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李修文有自己的考虑。“我认为两个人的悲剧，90%的原因是个人性格的冲突和缺陷。这种悲剧都源于自身，不能把自己的错误简单地推向外部。所以我基本没有着墨交代社会背景，而是把每一个细节浓墨重彩地写，我的小说其实就是各种细节的串联。”李修文说他写小说有一个习惯，记到四五十个能感动自己的细节就开始动笔。“有一天我看到报上的新闻说某个地方的公安局抓了一个小偷，这个人每天偷钱是为了给女朋友治病。这个事情一下子唤醒了我，就是这个细节促使了《捆绑上天堂》的写作。”
在一个个细节中，又可以看到港台文化对作者的影响，比如一些港台歌曲和电影的名字会不时出现在书中。李修文坦言，港台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爱上文学的时候，读到了日本作家的作品，觉得很好；同时也听到了齐秦的歌，也觉得很好。卡夫卡在影响我，罗大佑的歌也在影响我。我们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把两者对立起来。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绝对和上一代不一样了。”写《捆绑上天堂》的时候，李修文从网上下载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听所有的歌曲。“这种影响挥之不去，成为我文化血液中的一部分。”
■写干净、古典、纯粹的爱情
有人认为，写容易被电视看好的爱情故事，对年轻的李修文来说是个成名的捷径，李修文却说：“我决不轻视我现在的写作。”他觉得他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且这条路可能对同时代作家有启发。“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好。今天我是在讲爱情故事，可能明天就讲别的故事了。我是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广阔的领域里写爱情，不是单纯从爱情出发讲爱情，而是试图在今天激活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资源，让它们重新焕发出美感。”
“我想每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在骨子里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对它有什么想象或期望的话，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离不弃，从一而终’。这也是我两本小说的爱情观。”李修文觉得，越是“快餐时代”，这种古典的东西越能打动人。“我觉得我的内心是干净的、健康的、有敬畏、有尺度、有渴望的。有了这些，才会写那么纯粹的爱情。”（陶澜）
《北京青年报》 （200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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