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2003-02-20　星期四　总第3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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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本报的社论、评论员文章、时事点评...让您把国际国内大事了解得清清楚楚。《时事评论》每周四发送，欢迎订阅！

政论时评

·让百姓很“爽”的“禁令”（工人日报）
·凭什么把记者逐出旁听席？（新华网）
·怎样看待中国部分学者的反战声明（南方都市报）
·警惕“最不满意”中的多数人暴力（中国青年报）

社会走笔

·韩国地铁惨案给我们敲响警钟（北京现代商报）
·从英语的折磨中我们得到多少（中国青年报）
·现代“保姆”雇不动供不起（中国经济时报）
·谁“卖”了我的电话号码（人民日报）

观点碰撞

·“五条禁令”执行应分八小时内外？（人民网）

杂谈随想

·发掘人的爱和善的本性（光明日报）
·袁家骝是谁？（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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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百姓很“爽”的“禁令”（工人日报）

　　进入新年，各地各部门呈现出许多新气象，下面几条见诸于各大媒体的新闻就很令人欣喜。

　　目前，四川省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进行，2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严明换届人事工作纪律，对机关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收礼、不吃请、不扰民；2月16日，北京市工商局向全系统干部颁出包括“严禁年检工作人员营私舞弊、吃请受礼，帮不合格企业通过年检”等“六条禁令”，指出：“凡违反禁令者一律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辞退直至开除”；1月22日，公安部为贯彻落实依法治警、从严治警方针，出台了以枪、酒、车、赌等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五条禁令”……

　　这些“禁令”和规章之所以受到各方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欢迎，原因很简单：一是针对性强，都抓住了本部门本行业容易出现或突出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二是与以往相比，犯同样错误的处罚力度加大了，要求更严了。平时，这些问题群众往往反映比较强烈但又难以解决，而且一旦发现问题，有些部门还动辄捂着盖着。现在，他们主动以“禁令”和“约法三章”的形式集中、公开解决，并且敞开大门请社会监督，老百姓自然感觉很“爽”。

　　其实，细细看来，上述“禁令”和规章所涉及的条规不过是相关行业、部门从业人员所应遵循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操守。比如，当警察的岂能随意动用枪械打人呢？干工商的怎么可以营私舞弊帮不合格企业通过年检呢？负责考察、选拔干部者又怎能接受当事人的礼品和吃请呢？这其中的道理，就好比当学生的考试不作弊、当医生的看病不开错药一样简单。而且，这些规矩也并不新鲜，不妨查一下，从这些部门和单位以往或被请进了文件柜的、或郑重上了墙的，绝对都能找到相关条文。

　　但是，这并不说明有关上述“禁令”和规章的事件就没有价值可言。相反，这些事件真实地揭示了一些部门和机关所客观存在的问题，从而也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和要求。那么，如果连这些“禁令”和规章都不能遵守的人，“予以辞退直至开除”是必须的，也必然是大快人心的。(郭振清)

　　《工人日报》 (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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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把记者逐出旁听席？（新华网）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多次强调，欢迎新闻媒体对法院的舆论监督，但记者却不时遇到法院对记者正常采访活动的不配合甚至阻挠。如记者最近对沈阳市一件刑事案件采访中，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的遭遇即是一例。

　　１月２０日，沈阳市民营企业李世集团董事长李军涉嫌报复伤害沈阳市土地规划局局长一案，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尽管这一案件备受公众关注，但这家法院却以沈阳市某位领导“有批示”为由，拒绝了多家新闻媒体法庭旁听的请求。当天已进入旁听席，并遵守有关旁听规定的新华社记者，也被强行逐出法庭。

　　这家法院凭什么不许记者旁听？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凡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不宜向社会公开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其它案件都要公开审理，允许记者旁听。李世集团案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法院又是公开审理，是符合最高法关于允许旁听和记者采访有关规定的，却仅凭沈阳市某领导的一纸批示，就不许记者旁听，这种做法有什么道理？

　　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实质上是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加强舆论监督。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近在与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时表示，“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大东区法院把记者逐出旁听席，与最高法院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其实已经妨碍了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和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沈阳市某领导“批示”法院禁止记者旁听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公、检、法机关能做到公正执法，又有什么可对新闻界、对社会公众避讳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案件的正常审理中，经常有类似的领导“批示”给法院，理由往往是“避免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有什么“不利影响”？怕是对所谓“政绩”和“形象”有“不利影响”吧。（新华社记者张非非）

　　新华网（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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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看待中国部分学者的反战声明（南方都市报）

　　２月１７日《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报道，北京时间２月１３日下午１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整点新闻节目向全世界发布了由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反战宣言。这份名为《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由北京学者韩德强、旷新年、张广天等人发起，２月１０日起在“世纪沙龙”网站接受学者联署。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这份反战声明直接把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动武称为“侵略战争”。截至２月１４日晨，签名的各界学者、作家、知名人士近４００人，签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些签署声明的学者们认为，在全球性的反战运动中，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声音不会缺席，也不可忽视”。该报道还说，对于这样的声明，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表示反对。

　　在美对伊动武这个问题上，只有中国政府的态度，才是代表全体中国公民的声音。相比之下，这部分中国学者的态度和主张，分量显然要轻得多，他们联署的声明并没有代表全体中国公民的“合法性”，这一点是肯定的。学者们的声音当然值得关注，这里要说的是，这种纯民间声音的表达，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种可喜的新现象。互联网的普及，给这种表达提供了相当便捷的技术条件。因此，可以肯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民间声音的表达，将会越来越多。是社会的宽松和谐，为这种民间表达提供了可能，因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这就是我看到的另一种意义。长远地看，民间声音的充分释放和表达，有利于民间和社会中枢之间的沟通、协调，也有利于凝聚全社会的能量。前一阵子，深圳的一位青年在网上发表了一篇直陈深圳某些弊端的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网民中影响很大。

　　在有了表达自由和方便条件的时候，理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就以这次部分学者联署的反战声明来看，其中就有一些不理性的东西。且不说声明中一些不理性的措辞，单看声明的名字《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就有点不恰当；“中国各界”是不是包括“中国政府”？而学者们显然是没有资格代表政府发言的。再说联署签名的明明是部分学者，充其量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反战声明，怎么可以说是社会各界呢？这些签署声明的学者们认为，在全球性的反战运动中，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声音不会缺席，也不可忽视”，言外之意似乎是，这个声明就代表“中国人的声音”了，这合适吗？联署签名的学者们应该有这样一种理性：我签名只代表我自己，部分学者签名，也只代表我们这“部分”。中国的教授学者数以万计，专业领域和学术倾向千差万别，不可胜数，对同一个问题肯定有多种多样的看法，因此，严格说来，尽管签名的都是学者，但并不能代表整个学术界。所以，这个声明的合适题目如果改成《部分中国学者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是不是更合适些？（张金岭）

　　《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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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最不满意”中的多数人暴力（中国青年报）

　　最近，江苏泗阳县公选“最不满意官员”的措施引起舆论关注：县政府针对在全县执法部门及其所有官员举行大规模公开投票，选出“人民不满意的执法单位”和“人民不满意的执法官员”，结果两个单位和9名官员以“高票当选”，随后县政府专门召开有全县两千余名官员参加的会议，当众公布评选结果和处罚决定，此次会议不仅在各乡镇设有分会场，还通过泗阳电视台同步直播——此事“掀起的风浪不亚于12级台风，引起的震动不低于8级地震”。

　　由泗阳各行业群众如此的激情和民主盛况，我看到了当地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也看到了民意的威严：一旦谁“有幸”当选，立即被停职，薪水被减至每月160元的“基本生活费”。但笔者也不禁有种担心，这种“民意的尊严”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就会形成利益分配和决策中的“多数人的暴力”。

　　苏格拉底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被公众的“民主激情”判为死刑的，还有法国大革命中的丹东、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也是被“多数人的暴力”剥夺了生命。看到泗阳的“民众评议”，这些历史一股脑儿涌到我的脑海中：如果“最不满意”评选操作不慎，许多无辜的官员将在“多数人的暴力”下结终自己的政治生命。

　　让民众来评选“最不满意官员”，实质就是把官员行政能力的考查主体由“上级”下放到“下级”，即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是否就意味着进步呢？并不尽然。如果说绝对的考查权在“上级”手上，就会滋长官员的“政绩工程”意识，用假象去迷惑上级捞取政治资本；那么，如果“考查权”在“下级”公众手上呢？恐怕难免会培养官员的“媚众”心态和“政治做秀”本领，用假象欺骗盲从轻信的非理性大众。这两个“极端”，都是官员不健康执政心态的温床——而“多数人的暴力”就是蕴藏在这种“媚众”的祸水中。

　　试想，如果有哪个官员平常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惩治恶行毫不留情，打击坏人雷厉风行，他会得罪多少参加评议的“民众”呢？如果哪个官员只是专心于自己的职责而不善媚众不善表演，多少人能够清楚地发现他的“满意度”呢？如果哪个官员“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但“新”得让公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招致敌视，那么，谁又会“满意”他呢？在这些情况下，当选“最不满意”是非常可能的，但对他们这样评价公平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如果缺乏足够的引导和约束，这种“雪亮”有可能变成一种偏执，一种没有方向的自负。相对于评比“最满意”的和气友善，“最不满意”这种不留情面的极端形式更可能暴露“多数人”的狭隘、自私、盲从和暴戾，而建立在“多数人”压过“少数人”的制度安排，很可能走进片面和偏狭的陷阱中。“上级”评议，官员面对的是“一个人”；“公众”评议，官员面对的是“一群人”，只有在“顶天”的压力和“立地”的责任互相补充下才能真正起到足够的监督作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有机地结合，才可能在博弈中避免“一个人”的片面和“一群人”的片面。（曹林）

　　《中国青年报》（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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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地铁惨案给我们敲响警钟（北京现代商报）

　　２００３年初的世界并不平静，节日刚过，接二连三地传来的便是全球各地发生的惨剧。２月１７日凌晨的芝加哥夜总会里，因打架而引起人群恐慌，纷纷涌向出口的人们互相挤压踩踏，至少导致２１人死亡，１９人重伤，许多人受轻伤。仅仅在一天之后，韩国大邱市地铁内又发生了一起特大蓄意纵火案，目前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伤，还有９９人在这场纵火事故中失踪。

　　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慌张的叫声，混乱的局面……这一切让人又想起了几年前日本地铁内发生的沙林毒气案。而据调查这些案件的有关部门透露，在这些事故中，由于直接原因（比如纵火、投毒等）而造成死亡的人数仅占遇难者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人都是在恐慌和争相逃跑中因挤压或窒息受伤或死亡。

　　在震惊和痛心之余，我们不禁会想到国内的地铁。建成不到１０年的上海地铁可算是国内较为先进的了，然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据上海地铁运营总公司客运处的统计，仅从上海火车站到闵行区莘庄镇的地铁一号线的日客流量就达到了４０万人次。主管部门也对此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因此才会发生候车乘客被拥挤的人群挤下站台，当场被驶入站台的地铁列车轧死的事故。假如真的发生了类似于韩国地铁那样的突发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建筑年代较为久远的北京地铁就更加值得担忧了，设施陈旧暂且不论，应付紧急事故的基本装备——防暴罐、防暴毯等等也只有几个主要大站进行了配备。或许草木皆兵的确没有必要，然而时刻做好安全准备，加强对每一位公民的安全意识教育，以及增强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期待的是，在一连串的事故之后，经验和教训能够使我们从此杜绝悲剧的发生。（沈衍琪）

　　《北京现代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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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英语的折磨中我们得到多少（中国青年报）

　　不久前，在《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的新书发布会上，一家外语类出版社的社长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时，说，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国民英语水平是综合国力的反映。当时在座的我，哑然失笑。关于英语有多重要、我们该花多少时间学英语，已经在网上网下课内课外有一些议论了，乃至个别教授痛心疾首，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大学里似乎所有学生的第一专业都成了英语，从生物系到中文系，学生投入时间最多的科目，都是英语。在全民学英语的热潮中这些不同声音多少显得虚弱和不合时宜。用一位著名的“某某英语”学习法发明人的话说，中国人被英语折磨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用中文去折磨折磨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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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保姆”雇不动供不起（中国经济时报）

　　最近好些朋友来向我抱怨，说是现在的保姆太难请了：不是可不可靠、手脚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能认真干活的实在不多了。你还没开始和她讲价，她先来挑剔你家里有没有２４小时供应的热水，有没有老人需要照顾。我之前有些吃惊，后来才发现，这竟已不是少数现象了。

　　一句话：现在的保姆，雇不动，供不起。

　　首先，娇贵。现在的许多年轻保姆用热水洗刷碗筷、清洗杂物，甚至搓抹布也如此——女主人自己干活也未必这样会疼惜自己。有的保姆则时不时在主人家洗一个多小时的澡，擦干秀发出来时早已如贵妃出浴般香飘千里——家里所有的护肤、美发用品全被一一试用。

　　还有这么一回，一位保姆照女主人的意思给男主人炖野山人参汤，炖完了自己端着小锅子喝尽，拿剩下的料炖第二次拿给主人，男主人一尝，奇怪这味儿怎么这么淡，保姆挺不以为然地说：“你没吃过，野山人参就是这个味儿”。谁知话还没说完，自己就因为参气过热鼻血大流送医院了。

　　其次，势利。保姆的“现代”特征不仅体现在善于利用主人家“有效资源”，还在于学了精明，目光专注，谁付钱、谁就是“主子”，就认这个理儿。

　　这一点老年人最有体会。很多时候，保姆是被年轻夫妇雇来照顾家里的老人的，可年轻夫妇一走，在家的保姆往往干啥的都有，看电视、洗澡、吃零食……唯独不服侍老人；家里的鞋，小两口的被擦的干干净净，老人的鞋保姆碰都不屑碰；年轻的主人在家的时候，一桌吃饭的保姆老老实实地挖几口就干活去了，一旦饭桌上只剩下老人，那保姆就翘起二郎腿舒舒坦坦吃近一个小时的饭。因为如此，城市里的老年人除了有严重的孤独感外往往附带有“保姆恐惧症”——老人不生病还好，无非在家里咽下闷气，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没大碍。我就听过一回：老人在医院里挂吊瓶，儿女叫保姆往医院里送饭，那保姆把罐子往床边一搁转身就走人，老人一只手挂吊瓶，另一边儿因为姿势的缘故又不好使，只得愣愣地看着饭菜罐子饿了也不能吃。回头问小保姆怎么事情做一半就走了，她还和你说：“在医院里喂人很丢脸的，我不做”。你看，这架势，还请不动吧。

　　时间长了，你觉着这保姆咋比自家闺女还难惹，可有些事又实在忙不过来，只得像供个啥似地供着。朋友一脸无奈地说：“让她去医院里陪着爸，还得先想着给别忘她在医院里订饭，她当着你的面不抱怨，一个转身就骂医院菜太差，还给你老人家脸色看，简直没有办法。”

　　这样的“变脸”，原先只是“机关病”、“公司病”，却借着城市这个载体被“发扬光大”。于是有人感叹，现在想用人情味来感化保姆，难——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如果这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中人情丰沛，煽父子之情、兄妹之情而手段却并不高明的所谓公益广告就不至如此这般充斥电视荧屏了。

　　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经济发展了，竞争激烈了，保姆动的少了，要求多了，脾气长了。伺候主人的保姆却往往要被主人伺候，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却往往要人民为他服务，而“仆人”就往往成了“主人”。这样的事情长期杜绝不了，为何总是这样本末倒置呢？（刘真）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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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卖”了我的电话号码（人民日报）

　　家中新添了宝宝，满是温馨，可接踵而来的推销电话，却给这美好的气氛平添了许多不快。

　　来电者有各大奶制品公司的营养师，询问孩子的发育状况、通知你参加“母婴课堂”，当然最终目的是推销产品。此外，还有制胎毛笔的、照满月像的、做水晶脚印的、给孩子算八字起名字的……这些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三五个，且不分昼夜。有些来电者不达目的不罢休，反复纠缠，每天铃声此起彼伏，孩子在睡梦中经常被电话惊醒。家人疑惑：来电者对孩子的性别、生日、家长姓名甚至工作单位一清二楚，“咱家的事儿，怎么‘地球人’都知道？！”

　　一位朋友解释：现在很多医院的妇产科都和外面的公司“联网”，出卖新生儿的家庭信息。他也曾有如此遭遇。

　　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商家们绞尽脑汁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而消费者的私人信息，比如年龄、学历、家庭、嗜好等，对商家的产品定位、营销决策等，都十分有价值。因此，收集个人信息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

　　但守法是一切“交易”的前提，像医院和推销商这样，未经本人同意泄露、出售、获取私人信息，拿他人的隐私做交易，都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医院能从他人的隐私中“渔利”，一是因为他们扮演了一种“准政府”的角色——回想起给孩子填出生证明材料那一刻，家长面对着政府的大红章，兴奋而庄严，人家让填啥就填啥！二是社会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这种出卖患者隐私的情况存在不止一两年，也不止在一两个城市、一两家医院，多年来竟没有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干预。三是公民维护个人权益的意识还不到位——就医者的沉默，使医商之间的“勾结”从个人行为发展到一种社会现象。

　　想一想真是心惊胆颤。掌握我们个人信息的岂止妇产科。街道、派出所、单位的人事部门、医院的医疗档案、我们曾注册户名的网站、在美容院填的卡片，还有拒绝不了调查公司小姐的微笑、义务为她填写的问卷，订餐时留下的联系方式……那些资料都与我们的私生活息息相关啊！如果被滥用，我们的利益将受到多少侵害？我们宁静的生活将掀起多少波澜？

　　个人信息在增值，社会信息化在加速。各行各业加强对工作中接触到的个人信息的保密管理，切实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私人信息，迫在眉睫。

　　又快搬新家了，希望我家新的电话号码不再被人拿去做交易。（寒小）

　　《人民日报》 (2003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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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禁令”执行应分八小时内外？（人民网）

　　自公安部“五条禁令”执行之日起，南通市崇川公安分局为确保民警不“掉队”，在“五条禁令”规定条款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另行增加了若干规定。其中规定，民警除“五条禁令”规定时间段严禁饮酒外，休息时间饮酒也必须向分管领导报告，征得同意后方可饮用，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警力随时拉得出、打得响。

　　政法部门执行“五条禁令”，是否应分八小时内外？八小时外的约束是“加大力度”还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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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人的爱和善的本性（光明日报）

　　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做好事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发掘人性中“爱”和“善”，消解“恨”和“恶”，她的功德因此而引起世人的关切，1979年光荣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文字记载，特蕾莎听说有一家信奉印度教的人家，已经断粮没有吃食了，就送一些大米去，但哪个家庭的长者，毫不迟疑地把大米分成两份，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送给了隔壁信奉回教的人家。

　　对于特蕾莎讲的这个故事，一般来说是很难使人相信的，隔壁一家人家，既非亲戚，也没有说是好朋友，怎么会在自己饥馑的时候，把吃食分一半给别人呢？更何况两家人信仰都不一样，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回教，能和睦相处就不错了。

　　鄙人曾亲历了饥饿的人群如何为抢劫吃食而凶残地搏斗……

　　不过，特蕾莎讲的故事大概是事实。印度人民曾长期处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在甘地的领导下，他们和英国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长时期斗争，才取得了独立。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其实质体现着爱和善的本性，影响了整整二代人。

　　在历史上，印度也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上个世纪曾发生过严重的饥馑。印度作家穆·钱德拉的长篇小说《饥饿》，对这种少有的人吃人的灾难情景，做了深刻的描述，并指出，这饥饿的后遗症，会影响二到三代人，消蚀和改变了整个种族许多积极的基因。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直到今天，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目光来扫描印度的时候，仍然会有许多难解的谜。例如，当印度的电脑精英，在软件方面让世界侧目的时候，处于最下层的“贱民”却仍然安于现状，似乎从未听说过贱民有革命或造反的要求。

　　是不是这样呢？伟大的甘地把人的爱和善的本性，发扬到了极致，而特蕾莎用另一种方式，在继续加强着这种发扬。

　　我不敢藐视十三亿伟大的中国人，但我要老老实实地藐视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今天才知道，自己在大好光阴里，践踏了多少心灵深处原本那点人性固有的爱和善。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痛定思痛，在八十年代大胆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许还继续要像唐·吉柯德先生那样，向风车进行坚决的斗争呢！

　　啊！我相信中国的那句老话：“人之初，性本善。”（朱蓬蓬）

　　《光明日报》（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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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骝是谁？（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中研院”数理组院士，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名誉教授袁家骝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９１岁。２月１２日始，国内多家报纸对之进行了报道，但其中一些报道的标题颇耐人寻味——《“中研院”院士、袁世凯孙子袁家骝北京病逝》（某媒体新闻标题），《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吴健雄丈夫袁家骝在北京病逝》（某媒体新闻标题）就是其中两则，笔者忍不住要议论一番。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某人与名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是非常在意和讲究的。因此，人们常常会在新闻报道中见到诸如孔子的第××代孙之类的人物介绍，至于这样的考究和联系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大抵是没人理会的。记得邓颖超同志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她最讨厌被人介绍时说她是周恩来的遗孀，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而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袁家骝院士是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丈夫，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先生的儿子，这是事实；而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的妻子和爷爷的名气比他更大，这也是事实；这样的事实在报道的正文中顺带提及未尝不可，但放到标题上却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因为袁家骝就是袁家骝，他不代表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代表他。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袁家骝先生拥有文头所述的一大串显赫的头衔，其成就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却依然避免不了笼罩在他人的光环之下，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点点遗憾。（梁剑芳）

　　《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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